2013年6月30日 星期日

中華區唯一公開的實體革命組織


關於

【自治反共革命實業】
愛與信念‧佔領全城  民主自治‧滅共復華
http://clubverse.blogspot.hk/
使命
自由、平等、博愛 的普世價值與革命精神,是我們的核心理念。我們立足香港,胸懷世界;將堅定貞誠,為更美好的世界而努力不懈,使一切眾生得享應有權利與幸福。我們絕非空談家,而將以實際行動去改變世界;而所謂實際行動,只分有效與無效,我們要的是有效。
簡介
落實自由、平等、博愛的革命精神,有輕重緩急;在不同社會,有先後優次。以本港獨特政治氣候及環境,我們認為必須達致民主自治、滅共復華、消滅地產霸權、倡行教育革命,才能邁向自由平等的理想之邦。

作為一個自治反共革命組織,本部亦是中華區唯一公開的實體革命組織。我們以廣匯公民力量、籌備實質行動為核心要旨。我們求同存異務求統合各派,歡迎市民及境外志士以各種方式參與。凡加入本部的志士,皆可以每月HK$2000低價入住寬敞居庭,享受優質生活,歡渡群居時光之餘,與我們一同策劃部署,實現鴻圖壯舉。若經核准入住革命基地,與核心成員並肩作戰,更只需HK$1000。我們更以成本價提供優質伙食,確保各人無憂無慮,奮勇作戰。

我們的口號為:「愛與信念‧佔領全城」。讓我們以愛與信念,堅毅恒久的集結起來,於全城各處散佈公民力量匯點。廿一世紀的革命,無法秘密籌謀、也無法事先武裝,可以憑恃的,就是大家的良心與堅持。當匯點散佈全城,革命一觸即發;是怎樣的革命,則由大家在務實有效為前提下,共同協商方案。

我們視組織為一個開放參與的平臺,我們絕不獨裁、絕不牟利,並時刻秉持最大公平參與的原則。我們歡迎任何人,亦不怕被騎劫。我們深信,在每天都是商討日的氛圍下,即使是未覺醒的市民也終會認識到革命的必要。

我們的革命,是真和平、真理性。真和平教我們要制止源源不絕的制度暴力,使社會返回正途。真理性教我們效法人類史上一眾革命先烈的成功部署,為萬世的幸福和平開闢新天地。

現在就來與我們一同共織香港之夢。只要群策群力,自由平等博愛的理想世界,指日可待。今日就加入我們,一起感受改變世界的氛圍與力量,一同歡渡群居美好時光。馬上廣傳此訊,讓你的身邊人不致被剝奪這樣一個改變世界、實現自己的良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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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29日 星期六

社会主义蒙古的转身:老大哥送来的政治转型(2)


尽管总书记巴特蒙赫等人显示出与前代领导人明显不同的宽容与开明,但这样的局面,没有任何人经历过。
历史舞台呼唤新的英雄。于是,28岁的卓力格应声出场。
卓力格,时为蒙古国立大学科学共产主义课程的青年讲师,外祖父是俄罗斯地理学家,死于乔巴山时代的大清洗。1988年卓力格建立名为“新一代”的持不同政见地下青年团体,传播改革和民主思想。
柏林墙倒塌一个月后的1989年12月,卓力格领导成立蒙古建国后的第一个反对派组织——蒙古民主联盟(今蒙古第二大党民主党的前身),宣称该组织有成员4万人,支持者10万人。
在12月17日的集会上,卓力格明确提出联盟章程和纲领,要求“全面改革现行的政治体制,允许各组织存在”,要求“同苏联、中国和一切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同时要求推行自由市场经济。
1990年1月12日,卓力格们无视游行集会的禁令,在苏赫巴托广场发起抗争活动,要求实行多党制,建立独立的经济和“向人民讲出蒙古人民革命党沾染着鲜血的历史”。参与者由数百名积极分子迅速发展成7000余众。
2月18日,民主联盟举行首次代表大会,宣布成立蒙古民主党,其指导纲领是“马克思主义”。人民革命党总书记巴图蒙赫向大会发去贺信,并为他们提供会场,允许对大会进行实况转播。反对党似未领情,仍然做了对蒙古人民革命党提出激烈批评和指控的报告。
因全国局势持续动荡,人民革命党高层决定派兵清理广场,恢复秩序。战士们在执行任务时,与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发生拉扯打斗,人群一时剑拔弩张,卓力格当机立断,立即站到几个同志的肩膀上,拿起喇叭声嘶力竭呼吁激动的民众冷静,坚决不可使用暴力。
时间在这一刻凝固,全场情绪迅速平静。一场大规模流血冲突被阻止,悲剧未在蒙古重演。
这个被抓拍下来的历史瞬间,从此成为蒙古和平民主革命的象征。这几分钟影响了蒙古今后的进程。卓力格一跃成为蒙古家喻户晓的政治领袖。
今天,乌兰巴托中央邮局门口的街中心,立着一尊卓力格的铜像,他被誉为“蒙古民主之父”。 
人民革命党在大时代面前并非无所作为。1986年5月的第19次代表大会后,改革早已是全党共识。但全国持续的抗议,让人民革命党倍感压力,内部分化也日益严重。公安部长吉姆萨森吉夫、国防部长莫罗扎姆茨纷纷表态,反对武力弹压,要警察和军队中立。
1990年3月,苏赫巴托广场上的游行已发展为绝食,抗议者要求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辞职。党被迫紧急召开特别代表大会,经协商,巴图蒙赫因“反应迟钝、拖延改革”,率领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集体辞职,元老贡布扎布·奥其尔巴特接替总书记一职。
党的新领导班子宣布,今后的任务是“坚决深化改革”,将蒙古从苏式社会主义制度转入多党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为响应人民清算历史的强烈呼声,下台后一直侨居苏联的泽登巴尔被开除党籍,他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元帅亦被剥夺。
1990年5月,蒙古修订宪法,删除“一党专政”条文,正式开放党禁。6月,人民革命党依法重新登记注册。令人意外的是,人民革命党在应对危机的特别大会结束后,居然吸纳了近7000名新党员,此后党员数量不降反增。
1990年7月,蒙古国首次由多党参加的大呼拉尔选举揭晓:执政的人民革命党以85%的席次获得压倒性胜利(422名代表席获357名)。
这个结果并不意外,人民革命党的领导层皆为民望极高的学者、作家,对选战极为有利。而各新兴党派候选人大多为初生牛犊,组织能力、基层布局、人脉威望皆有待提升,老百姓支持他们争民主,但对他们的执政能力则持观望态度。此外,反对党缺乏同质政党的整合,力量分散,选战不利自是必然。
9月,由大呼拉尔选出人民革命党籍的总统彭萨勒玛·奥其尔巴特。
人民革命党和它的国家一起有惊无险地度过了历史的危机时刻。
伟大的妥协
在苏联庇护下独享了近70年权力的人民革命党,在1990年7月的大呼拉尔选举中获胜后,表现出高超的政治智慧,为缓和各种政治力量的矛盾冲突,放弃了单独组阁的机会,吸纳了各党派联合力量组成第一届民选政府。
事实上,人民革命党权力传承到1980年代时,中高领导层几乎全为高知阶层,往往又是蒙古知名的各力量学者,与党内外年轻政治领袖之间有师生之谊,彼此戒备心低,信任感强,对改革进程有着极其微妙的正面影响。
1991年12月26日苏联正式解体,笼罩在蒙古人头顶上那片北方的阴云完全解除,改革进程突飞猛进。
两个月后,在奥其尔巴特领导下,制定出蒙古第四部宪法。这部宪法明确宣布保障人权和自由,抛弃之前宪法中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改为强调“民主主义政治”;此后总统由直选产生,呼拉尔席次缩至76席;同年更改国旗国徽国号,修改国歌歌词,一切皆为体现出“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色彩,正式告别“苏蒙共产主义时代”。
那段时间,任人民革命党中央部书记的巴特尔跟党内外反对派领袖们夜以继日沟通,“经常我们开完会,天都快亮了。”当时党的总书记已由哲学家达世·江东继任,以他为首的核心层每天都在思索党和国家的前途。
“国家走到一个生死关头,一着不慎都可引起分裂动荡。”巴特尔回忆道。
1992年新宪法公布后的国会大选中,人民革命党再度得胜,获76席中的71席。
但这次人民革命党席位的优势进一步扩大(占93.4%),并非民意的准确体现,因为26个复数选区全额连记法选制下,不易形成两党制,造成反对党过于分散,故人民革命党以56.9%的选票却赢得了93.4%的席位。
有趣的是,1993年蒙古首次总统直选,人民革命党提名图德夫作为候选人,卸任总统奥其尔巴特与需要一个有名望的候选人的社会民主党一拍即合:奥其尔巴特退出人民革命党,投奔社民党。结果,奥其尔巴特战胜图德夫,高票当选总统。
议会选举让人民革命党胜,总统选举让民主党胜,“我们蒙古百姓似乎很懂得制衡的道理”,巴特尔笑着说。这样的情况,此后屡见不鲜。
异常顺利的政治转型,甚至造就了某种宽容的政治和解氛围:声名狼藉的前总书记泽登巴尔很快又被恢复党籍,而在广场危机时因表现不佳而辞职的前总书记巴图蒙赫,一度被留党察看,也很快被恢复名誉。
为使蒙古尽快形成稳定的政党生态,在时任总统奥其尔巴特和反对党的催生下,1996年,蒙古通过选举法修正案,将26个复数选区改为72个单一选区,大幅压缩了小党的生存空间,迫使反对党整合。结果在当年的选举中,由蒙古民族民主党、社会民主党、绿党等结盟组成的民主联盟战胜了人民革命党,实现了蒙古的第一次政党轮替。
蒙古大夫的休克疗法
比起政治转型,经济问题才是真正考验蒙古社会的最大难题。
作为一个经济体,蒙古不过是苏联这个大型组装厂的一个小车间,对外贸易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接近100%,世界罕见,而对苏贸易则占80%。
苏联1980年代末因自顾不暇开始减少对蒙各项援助,接着一夜之间解体,完全依赖苏联血管才能完成经济循环的蒙古,遭此重创,经济从1990年开始剧烈下行,到1993年方到谷底。
对外贸易,1993年比1989年下降了60%;对苏贸易,1991年比1989年下降了70%。遭遇打击最沉重的,无疑是其工业,自1990年,每年递减额20.77%,几乎处于半瘫痪状态。其次是仰赖苏联物质供应体系的种植业,因机械、燃料、化肥等基本生产资料供给的中断,1995年,谷物的产量不足1989年的1/3。
而当年的“交钥匙工程”在苏联专家们走后,变成了“断奶工程”。早期进入蒙古的中国建设者们发现,蒙古人甚至分不清建筑物内各种管道的用途。乌兰巴托的男人们似乎还不适应如何去工作。中国施工队在建设,一大群蒙古人围观。
蒙古经济转型为人诟病最多的,还是暴风骤雨般的私有化方式。
1991年1月15日,蒙古国政府决定将60%的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定价,由于这个国家经济几乎瘫痪,并且,蒙古不像苏联只是忘记市场经济好多年,而是压根就不曾有过,价格信号并未如期刺激生产,蒙古遂很快成为世界通货膨胀率最高的10个国家之一。
蒙古需要私有化,但几乎没有人懂经济,尤其是私有化的市场经济,于是Naidansurengiin Zholzharga这个关键先生及时出现了。
Zholzhargal是担当这一历史重任的不二人选:他父亲是蒙古前商务部长,母亲是前财政部长,哥哥是中央银行行长。Zholzhargal本人曾在匈牙利留学,但这段经历让他对计划经济彻底失望并对市场经济产生了兴趣。
1989年,供职于蒙古中央银行的Zholzhargal因为一个联合国项目的资助,得以在美国待了半年,并在那里有机会学习西方经济。
在Zholzhargal看来,蒙古国这个经济体毫无疑问是病了,病得很重,需要一个根本性的治疗方案。于是,Zholzhargal花了半个月的时间,与几个哈佛大学毕业生朋友,在一间屋子里闭门造车地制定了蒙古私有化方案。
此时,这位年轻的“蒙古大夫”只有27岁。
Zholzhargal的方案最初形式被认为是采用了波兰、捷克等东欧国家采用的“投资权力证书”。这种证书将国有资产按1万图(蒙古的货币单位)面值分为1股,平均地向蒙古每个公民发放。投资权力证书的最初动机是将国有资产快速、公平地分配给每一个蒙古公民。
1991年5月31日,蒙古国小呼拉尔通过《财产私有化法》,除铁路、航空、邮电、矿山工业等国民经济核心部门外,对当时国有固定资产的44%通过向公民发放“投资产权证书”的途径私有化。
私有化的第一阶段,是服务业和其他小企业的私有化,每人领到一张粉色的券,上面印有成吉思汗头像,可以竞购牲口、小商店和其他小企业;第二阶段,是确立私有制在国家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人们领到一张蓝色券,可以购买工业企业的股票。
Zholzhargal坚持认为,缓慢变革会产生腐败,只有快速推进的“休克疗法”才能将国有资产快速、公平地分配给每一个蒙古公民,从而实现私有化。但Zholzhargal没想到,“快”同样可以导致腐败,而且能快得使普通民众更无还手之力。
在蒙古,善于经营管理、富有责任感的企业家群体不存在,强大的市场、法律约束机制和廉正高效的政府同样不存在。由于没有成熟的资本市场、证券股票市场、健全的法律体系,权力证书持有者实际无法约束和监督企业,企业管理阶层很容易使自己成为企业唯一的主人。
更糟的是,大部分民间百姓对游戏规则一无所知,甚至对他们解释都无从解释,不但牧民们丢弃股票的现象非常普遍,就连北方某省一位金矿领导及现在蒙古BTV总经理这样的人物,也因为不知道股票该干什么用而把手上的证书弄丢了。
丢弃股票的另一原因是,由于没有成熟的证券市场进行流通,股票一开始几乎一文不值。直到1994、1995年间,股票才逐渐涨价,在一个破旧的自由市场门口开始有人站着收购。
畜牧业私有化同样因没有成熟合理公平的方案,导致原农牧业合作社的管理阶层及其亲属利用权势,将大量集体财产和牲畜占为己有,公平平均分配的设计方案最终流产。
根据1996年的推算,53.75%的牧户拥有的牲畜不足100头只,少数牧户则达到1万头只。
不过,蒙古灾难性的经济困境未酿成全面崩溃和社会动乱的惨剧,除了政治转型稳定外,另一原因是其传统畜牧业的支撑。尽管畜牧业私有化过程中,分配并不公平,但牧民的积极性依然被极大调动,1997年比1989年,牲畜总头数增长了近乎1/3,是蒙古近一个世纪以来从未取得的奇迹,这个数字依然在飙升。
更幸运的是,仅有的两个邻居中,北方的邻居撒手不管时,南方的邻居及时找上门来,于蒙古正好形成一种互补:蒙古遍地丢弃无用的废铜烂铁,以及苏军撤退时留下的各种废旧物资,中国商人当作宝贝收购回来;与此同时,中国商人们源源不断输送到蒙古的各种时尚花哨的假冒伪劣商品,正为蒙古人所急需。
此外,不能不提的是,苏联老大哥无力庇护后,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美、德、世行、亚洲开发银行等近40个国家和组织对蒙古紧急援助,在1990-1995年阶段,国际社会对蒙古实际援助累计达9.2亿美元。最高年份援助一度高达蒙古GDP的10%。这些援助对蒙古迅速走出经济低谷起了决定作用。
贫穷但幸福着
经历过社会转型初期剧烈的经济震荡后,蒙古经济自1993年就开始恢复性地缓慢增长,有段时间搭上矿产品价格上涨的便车,经济增长速度甚至超过中国。尽管2008年的经济危机重挫蒙古,但其人均GDP早已从1989年时的人均600美元上升到今天的1600美元,与中国已相差不远。
今天,蒙古精英普遍认为,蒙古最大的问题是贫富分化、贪腐低效和全社会的依赖症。
尽管蒙古今天的基尼系数还远低于中国,但蒙古国的贫富分化以一种特殊的直观情形让人触目惊心:2000年后,乌兰巴托市睡在下水道、涵洞里无家可归的蒙古人越来越多,在乌兰巴托寒冷的冬季,贴近下水道里的供暖管道能让他们渡过严寒。
下水道越聚越多的人群成为一个著名景观,甚至成就了一些国际摄影师的江湖地位:英国摄影师James W. Hill的作品《爱与和平(Ouynaa And Tsetsegee)》获得尼康2002-2003年度国际摄影比赛一等奖,而美国独立摄影师Paula Bronstein的镜头中,下水道居民中出现了18个月大的婴儿。
下水道居民的后备大军似乎还在不断增加:失去工作也不愿找工作的酒鬼、游牧到首都附近干脆扎个帐篷住下不走的牧民、被亲人抛弃的流浪儿。1990年代中期的转型中,蒙古地区和社会群体之间的经济的不对等逐渐扩大,这导致大规模的农村向城市移民现象,以及失业和贫困。
据蒙古政府公布的数字,全国有3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下,而根据世行的标准,蒙古则有70%的人仍在贫困线下。不过,在此线下生活的不少蒙古人不但没有一点自怨自艾,甚至幸福、自信溢于言表:“有酒喝有肉吃我怎么算是穷人?”
贫穷的原因有多种,但在蒙古,懒惰恐怕是重要因素。
懒惰不只是蒙古人留给外国投资者最深刻的印象,在其国内,从前总统奥其尔巴特到议员、学者,几乎所有被《凤凰周刊》记者采访到的蒙古精英知识分子都提到:蒙古人应该更加勤劳。

蒙古民主运动


额勒贝格道尔吉(依据蒙古传统,以他的名字称呼他)已婚,有4个子女。他出生于蒙古的科布多省的一个牧人家庭,为八名儿子中的幺子。他在车车勒格县(Зэрэг)完成了小学和中学教育,16岁时全家里搬到了额尔登特,就读了额尔登特的市立高中,于1981年毕业。
在离开学校后,额勒贝格道尔吉在额尔登特的采矿场担任了一年的工人。在1982年他被征召进入军队服义务兵役直到1983年为止,服役期间他曾经投稿了一些诗给军中的报纸“Ulaan Od”,最后使他获得了前往苏联利沃夫乌克兰)的军事政治部留学的机会,他在那里获得了军中新闻学的学士学位。之后他回到蒙古担任了两年“Ulaan Od”的记者。
后来在他第一届总理任期之后,他前往美国就读科罗拉多大学博得校区(Boulder)的经济学研究所,于2001年获得了学位。在2002年他又从哈佛大学约翰·F·肯尼迪政府学院毕业,获得公共管理硕士学位。

民主运动[编辑]

在苏联留学的期间,额勒贝格道尔吉开始接触到“开放性”以及言论自由、经济自由等概念。在回到蒙古国后,他与其他有相同兴趣的人会面,试图将这些理论散布给大众。尽管他们持续受到蒙古人民革命党官方的压迫,而且他还被雇主要胁要开除他,但他并没有就此放弃。
1989年12月10日的早晨,蒙古国第一次公开的拥护民主的游行在乌兰巴托举行,额勒贝格道尔吉正式宣布蒙古民主联盟成立,在接下来几个月里,活动分子继续组织集会游行、绝食罢工,教师与劳工也展开了罢工潮。民主运动受到越来越多民众的支持,无论是在首都还是在乡间。
最后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政治局终于向民意低头,开始与包括额勒贝格道尔吉在内的民主运动的领导人进行谈判。在1990年初,部长会议主席(总理)姜巴·巴特蒙赫决定解散蒙古人民革命党政治局并且辞职,使得蒙古国史上第一次多党的民主选举就此展开。虽然共产党在议会里保持了多数派席位,改革仍然得以持续进行,一部新的宪法也在1992年2月12日颁布,以保护人民的人权和民主。这也使蒙古成为了中亚洲第一个民主国家。

2013年6月28日 星期五

社会主义蒙古的转身:老大哥送来的政治转型(1)


作者:段宇宏 周宇
图:1971年,蒙古总理泽登巴尔。他在成为国家元首后,继承了前任乔巴山对苏联领导人的亦步亦趋、紧跟起政策的路线。
图:蒙古民主之父卓力格坐在几位同志的肩膀上,举起喇叭呼吁民众情绪冷静。
图:2000年, 乌兰巴托住在下水道里无家可归的人们。
《凤凰周刊》2010年32期 《凤凰周刊》 段宇宏 周宇
[内容摘要]:虽然1980年代末,蒙古紧跟苏联开始其政治转型,并因缘机会成为前苏东阵营中政治转型最平稳顺利的国家;但蒙古作为一个社会实体,在近现代一百多年的历史中,无论是社会组织,还是经济基础,从来不曾有真正的充分发育,甚至缺少独立管理自己国家的能力和经验。相比之下,蒙古的社会和经济转型来的远算不上成功。
陌生的外蒙古
谈到蒙古,多数中国人都会有一种特别的情愫,因为辛亥革命时,蒙古才从中国分离出去,它是近代中国那段积弱落后遭人宰割历史的产物和象征。另一方面,蒙古又是一个陌生的邻居,它曾长期紧跟苏联,与中国为敌,是苏联百万重兵威胁中国的集结地之一。
苏东巨变后,蒙古令人惊叹地成为政治转型最快且最稳健的国家之一。转型20年来,蒙古的转型之路走得怎样?这个国家及其人民因为这场历史性的改革经历了怎样的变化、有着怎样的现状?
在与中国隔绝往来几十年后,蒙古与中国的经济文化交往开始迅速频繁密切起来。但在两国渐行渐近之后,蒙古社会却传出民间反华排华的不和谐声音。这些声音来自何方?蒙古对中国的重要性究竟如何?
如上种种,是本专题想要告诉读者的。
 “我准备写一本书,把蒙古这几十年的历史梳理一遍。”
也许没有人比包尔德.巴特尔更适合这项工作,这位前蒙古人民革命党(也称蒙古共产党)的第二书记,今天是国家宪法法院现任“九大长老”之一,同时兼任国立大学历史学院院长。作为一个具有声望的政治家和历史学者,蒙古各高校的蒙古史教材多出自于他之手。
1990年,“蒙古共产党”—蒙古人民革命党—发起了一场“把现代民主模式与我国特点相结合”的政治体制转型。一夜之间,蒙古实行多党制,并于同年举行了首次民主选举,首任民选总统诞生。
蒙古的政治转型在前苏东阵营中被视为典范。转型至今的20年间,蒙古经历了四次总统大选、五次国会大选,有过政党轮替,但原执政党人民革命党却能在大多数选举中稳胜,保持执政地位,却也算前共产主义国家中的一道奇景。
谈及蒙古的制度转型,巴特尔不忘对《凤凰周刊》记者强调:“蒙古能和平转型,人民革命党是核心领导力量和最大推动者,并不是今天很多人所说那样,功劳全归于民主党。”在对蒙古自由民主制度深感自豪的同时,巴特尔也对当下的社会弊病痛心疾首。 
第16个加盟共和国
在国歌中,曾特意强调邻国执政党的伟大并歌颂其两任领袖(列宁和斯大林),这样奇特的国家,世界上也许只有蒙古一个,而国歌中“对世界上所有正义之国,我国都愿加强联系合作”被戏称:这个“所有正义之国”是且仅仅是苏联。
而苏联的国歌则为《牢不可破的联盟》。蒙古变革前,蒙古就一直被视为苏联的“不加盟共和国”或“第‘十六’个加盟共和国”(苏联由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戈尔巴乔夫就说过,苏联和蒙古“实际上是一个整体,我国政府各部门一向把蒙古人民共和国当作是我们的一个加盟共和国,有些政治家,包括蒙方,郑重提出过蒙古并入苏联问题”。
蒙古作为“牢不可破的联盟”中的一个非正式成员,来得甚至比苏联的某些加盟共和国历史更久。
1911年12月29日,外蒙在沙俄策划支持下宣布独立,但沙俄还来不及吞下这个到嘴的果子,一战爆发,接着又是十月革命。待内战结束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才腾出手来打理沙俄遗产。
1921年,苏联红军在蒙古扶持蒙古人民革命党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这个政权虽然不被国际承认,但苏联对它的改造也绝不含糊,它不但政治经济模式完全照搬苏联,甚至连政治斗争模式和步调都如出一辙:1926-1928年,斯大林在苏联清洗民族主义分子,蒙古也清洗民族主义分子;1929年斯大林推行集体化并导致大规模叛乱,蒙古也集体化也大规模叛乱;苏联大饥荒,蒙古也大饥荒;斯大林清党,蒙古清党,斯大林大清洗,蒙古大清洗——在消灭本国人口方面,蒙古人民革命党取得的成就,按人口比例并不逊色于苏联。
到了二战结束时,蒙古是否正式加盟苏维埃大家庭已不重要,因为它早已完成了“在经济上完全依赖苏联,意识形态上完全效忠苏联,政治上完全仿效苏联”的全面改造。
蒙古的全面“苏联化”,首先体现在党的苏联化:人民革命党的重要干部都必须在苏联学习培训(三分之二的省委书记毕业于苏联中央党校);谁得到莫斯科青睐,谁就能在党内脱颖而出;谁有苏联背景或苏联妻子,谁就有了快速上升的重要资本。泽登巴尔能成为蒙古第二代领导核心,多少因为他的岳父是莫斯科卫戍司令费拉托夫将军,而蒙古的中层干部中,娶苏联人为妻者高达20%。
其次,在苏联同志的无微不至的帮助下,蒙古社会完成了彻底的文化和社会改造:语言上大量吸收俄文词汇,文字上斯拉夫文代替了蒙古文,服饰上苏式服装替代了蒙古长袍,饮食上俄式西餐在城市推广,历史上成吉思汗被抹掉,宗教上上层喇嘛被集体枪决、中下层僧侣被强制还俗……一句话,除了人们的长相和语言,蒙古与苏联已无区别。
当然,蒙古政治上的高度依附,苏联并非全无代价。虽然蒙古自1920年代后向苏联源源不断提供了肉、皮毛、矿产等大量物资,尤其是二战时蒙古向苏联捐输了远超实力的金钱和物资,为战争贡献不菲(其中黄金300公斤、美元10万、马匹50万),但1948年,苏联从二战中缓过劲来,便开始大力回馈这位贴心的小兄弟。1968年蒙古被拉入“经互会”这个温暖大家庭后,得到的经济实惠就更多,它一半的国家收入直接来自援助。
本质上,“经互会”这个高度封闭的计划体制,对各主要参与国来说是一种双输选择:东欧各工业国不满自己被安排的分工,同时抱怨苏联用质量低劣的工业设备盘剥自己,而苏联则抱怨自己的工业品和原料低于国际价格是亏本买卖。尽管1960年代,有蒙古领导人质疑加入“经互会”是否合算,但事实表明,对蒙古、朝鲜、古巴等少数国家来说,“经互会”的确是一个奶妈。
从1960年代起,蒙古由单一的畜牧业国逐渐变成拥有矿业、动力、燃料等工业体系的现代工业国,工业产值由1940年的12.77%上升到1980年的42.5%。城市人口比重从1956年的21%上升到1989年的55.7%。
但上述成绩并非蒙古的骄傲资本。蒙古的牲畜存栏数量,从清末到民主化转型前夜,整整一个世纪都在一个很小的区间内浮动,集体化期间还曾损失了三分之一的大牲畜。蒙古的工业体系,并非由自身传统畜牧业积累而来,只不过是作为温顺的不加盟共和国,获得苏联特殊关爱的结果。当然这个照顾也有中国的一份,在中苏交恶前,中国即向蒙古提供了4.6亿卢布的援助。
苏联对蒙古的援助主要为优惠贷款和直接援助,此外,由于自家兄弟贸易往来不必钱货两讫,蒙古逐渐欠下“经互会”各国的巨额债务,仅苏联解体时,蒙古对苏联就有117亿转账卢布的债务。欠“大哥”的钱甚至是不必还的,2003年底俄罗斯宣布免除其中的98%。
进入1980年代,苏联和其他“经互会”国家对蒙古的主要援助形式是“交钥匙工程”:你几乎不用做任何努力,一切由兄弟国家包办。它使蒙古加剧了依赖,完全不曾学会这些现代工业项目的基本管理和运行,其灾难性后果要在若干年后才会显现。
考虑到1990年蒙古人口仅有215万,上述天文数字般的贷款和援助,足够帮蒙古在草原戈壁上堆出一个工业化来。
虽然蒙古的商店里除了蜡烛和盐外,别无他物,但比起苏东阵营的其他国家,人们不必为肉蛋奶等食品去浪费时间排队或挖空心思走后门。于是,像千百年前的祖先一样,蒙古人不缺肉吃不缺奶喝。
蒙古不像东欧国家有过物资丰富的记忆,不像他们知道隔壁资本主义的橱窗里琳琅满目。自清代并入中国版图起,蒙古人几乎就中断了商品经济的历史—相比之下,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只中断了30年的商品记忆,而在苏联,被中断的历史记忆长达70年,在东欧则为45年。当这些国家先后打开市场经济的大门时,这一历史记忆的长短和有无,成为一笔对其市场经济转型成败具决定意义的文化财富。
转型前的蒙古,就物质而言,不消说是人人平等而基本满足的——除了大约三四千个特权家庭有极高收入,可以通过内部特供商店弄到各种普通蒙古人根本没见过、也不曾知道的消费品。他们唯一的不满,是自由的匮乏和对专政的恐惧。即使是1962年的“政治小阳春时期”,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长铁木尔奥其尔在成吉思汗诞辰800周年时主张举办纪念活动,也惹得苏联大发雷霆,蒙古人民革命党党中央第一书记泽登巴尔立即谴责:“成吉思汗是一位恐怖主义份子,不是民族英雄。”这位宣传部长被解除一切职务。
老大哥送来的政治转型
反讽的是,向民主化转型的政治变革,同样是苏联向蒙古主动输入的。
1984年8月,68岁的蒙古领导人泽登巴尔这位任期经过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两个时代的政坛常青树,在苏联授意下,因为“年龄过高”被解除总书记和大呼拉尔(相当于“议会”)主席团主席(国家元首)职位。时年58岁的巴特蒙赫担任总书记。继任的领导集团,大多是拥有苏联博士、副博士(苏式学位制度,无硕士,副博士相当于硕士)学位的高级知识分子,这无疑为其后的顺利转型扫清了障碍。
1985年3月,54岁、精力充沛的戈尔巴乔夫上台,在国内掀起改革风潮。从来脚步紧跟“正义之国”的蒙古,也迅速拐进了政治转型的快车道。
包尔德·巴特尔是人民革命党内最早思想解放的一批年轻人。1979年,31岁的巴特尔在苏联社科院攻读副博士时,还是思想“非常单纯”的青年,他的导师悄悄塞给他一些书籍和文章,这些来自苏联异议人士或西方左翼民主社会主义读物,对巴特尔造成巨大震撼。
而曾为著名作家的蒙古通讯社社长巴桑苏伦当年原本认为“整天写工人、医生、牧民如何把生涯献给社会,是记者职责所在;上级随意删改稿件,不经主管审批新闻不得刊发,也没有什么不对;新闻自由就是保护人民利益,或是保护党的政策、原则”,但在去了苏东和日本等不同阵营国家后,突然意识到本国原来是有马克思所说的新闻审查制度的。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官方媒体突然出现了批评政府的声音。巴特尔等人立即心领神会:“看来我是正确的,戈尔巴乔夫和我想的一样。”巴特尔成为当时在党的机关报《真理报》和蒙古总工会机关报《劳动报》积极撰文抨击官僚主义、呼吁民主的主力。
尽管巴特尔的出格言论引来蒙古“国安”的同志找他喝茶谈话,但善意提醒后的默契共识却不言而喻:“天还没亮,说话注意点。”巴桑苏伦认为,媒体和知识界对当时的变革起了奠基和催化作用。
曾有作家因小说中记载苏联军车压死人扬长而去,结果因“侮辱俄罗斯人”被开除公职;有作家因书中提到成吉思汗,出版被停止……这些民族意识与文化上的压抑、政治不独立带来的个体不自由,使得变革思想很容易征服蒙古精英阶层。
1985年,苏蒙两国政府打算在有“瑞士风光”之称的库苏古尔湖附近开发矿藏,两国新闻界认为它会污染库苏古尔湖,同时会导致蒙古断水,贝加尔湖也将不保(贝湖水大部分自库湖灌入),发起共同的揭露与抗议活动,结果赢得两国民众支持,最后两国政府居然妥协,放弃开发协议。
参与此事的巴桑苏伦认为,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令他永生难忘的“大胜利”。他做的另一件大事,就是带着自己的助手翻译《人权宣言》和《美国新闻记者守则》,广为传播。他们的确很快赢来另一次胜利。1986年,驻各媒体的审查机构撤销,“他们搬走了,我们搬进了他们宽敞的办公室!”
1988年,戈尔巴乔夫正式宣布,放弃对各“卫星国”的内政干涉,要求各执政党拿出决心改革,获取本国人民真正的支持,而不是依靠苏联的武力庇护。
第二年,苏联启动从蒙古撤军。
自己决定命运的时刻
苏联老大哥决定彻底撒手不管,蒙古人的命运第一次由自己掌握。
1989年12月10日,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出现了非官方组织的群众游行,这是半个多世纪里的第一次。青年人喊着口号、散发传单要求民主改革。受此影响,全国各地陆续爆发规模不等的游行。
相关报道:

几本令政府头疼的书

美國軍事戰略家Edward Luttwak《Coup d’Etat: A Practical Handbook》
中文版《完全政變手冊》。

不適合政變的國家:統治者願意與人民對話 

例外狀況--經濟不穩、戰爭失利、多黨爭權 

一、政變的必要條件 

1.經濟發展落後,少部人士專權 
2.國內政治獨立,不受外國控制 
3.政治中心明確,權力架構以政治關係做為聯繫 

二、策略 

『解除防衛武力』:滲透! 
1.招攬對像:指揮官、技術員 
2.接觸時的應該讓目標知道的情報:政治理想、任務性質、已經吸收了其他人 

《重點》 
1.接觸目標越多,計畫暴露的風險越大,不如直接鎖定可以帶著眾多部下歸順的指揮官 
2.在複雜的組織當中,擁有關鍵技術的人員掌握了整個組織的反應甚至成敗 

『瞞過情報機關』 
1.以口頭方式傳述情報 
2.由核心人員聯絡外圍 
3.讓外圍人員負責任務 

『戰領重要設施』:聯外道路、通訊設施、公眾建築 

三、執行 

A部隊--占領重要建築(皇宮、軍方總部) 

B部隊--控制技術設施(電報塔、機場) 

C部隊--逮捕重要人物 

《重點》 
1.A部隊應以多個小隊組成,排除部隊領導受到權力誘惑叛變的風險 
2.B部隊必須安排技術人員,以免設施成員抵抗導致無人操作的狀況 
3.C部隊的成員要具備堅定的意志,否則可能在逮捕息動時受到煽動

內容簡介

James Surowiecki的《The Wisdom of Crowds》中文版《群体的智慧》


Gustave Le Bon的《The Crowd: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中文版《烏合之眾》


政治社會學大師Charles Tilly的一系列的書。
例如《Contentious Politics》中文版《抗爭政治》



革命將至:資本主義崩壞宣言&推翻手冊

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lookinside.php?item=0010511662

  《革命將至》從近年來法國和歐洲的社會抗爭聲浪中醞釀而出,由匿名的「隱形委員會」寫成,承襲居伊.德波(Guy Debord)優雅文字風格,提出「資本主義文化即將崩潰」的論點,是非常具有煽動力的革命小書。

  這本書被法國政府指稱為恐怖主義手冊,並且以此為由,強行逮捕可能的嫌犯作者群。委員會的其中一名成員形容他們自己是集體聲音的代言人,譴責當代犬儒主義和現實。《革命將至》也為散布無政府主義提出行動指南。

  本書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在完整分析當代資本主義文明,並指出金融海嘯和環境惡化,都是資本主義衰退的徵兆。第二部分則為反資本主義革命提出具體行動方針。隱形委員會提出的革命活動為人民消減政府權力、阻止經濟活動,以及消滅警力。

  《革命將至》在世界各地引起非常大的影響。在美國,一群無政府主義者某天闖入邦諾書店在紐約聯合廣場的分店,就地舉辦「《革命將至》新書發表會」。在《紐約時報》報導這項活動之後,福斯新聞電視台脫口秀主持人葛倫.貝克(Glenn Beck)也三次以這本書為主題主持節目。2010年9月,比利時的國家戲劇院把這本書改編成舞台劇。

作者簡介

隱形委員會

  本書是由一群匿名的作者組成的「隱形委員會」(Comite invisible)所撰,法國政府曾花了四小時審訊法國出版社負責人,仍然無法得知作者真實身分。「隱形」、「匿名」正是這本書最令當權者恐懼之處。它表示有一群反對派,就在某個地方策畫著陰謀,而當權者卻不知道他們是誰。這正是現代統治最無法容忍的部份,紐約客雜誌稱之為「造反風格」。

  無論如何,法國政府還是於2008年11月11日在Tarnac這個地方強行逮捕了九名年輕人(農夫),指控他們從事恐怖主義活動,特別是2008年11月在法國將近160起火車破壞案件。最後提出的證據只有法國國營鐵路公司時刻表、一副梯子以及《革命將至》這本書。此事引起歐洲各國文化界與學術界抗議,被捕的九人被稱為Tarnac 9。

  九人之中,眾人皆懷疑目前三十三歲的獨立叛逆者,朱力安.顧巴(Julien Coupat),最有可能是本書執筆人。這位精通多國語言的哲學系學生,畢業於法國高等社科院,但他否認《革命將至》是他寫的。在監禁半年後,他接受法國世界報的採訪時表示:「反恐……是一種積極製作恐怖分子的方法。」

顏色革命背後


  • 世界大同,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之后,专制小国已无立足之地。中俄两国政府仍然掌握着庞大财力,还需要探索颠覆此两大邪恶轴心的方法。
  • 自由世界有着大量的政治和物质资源,可以援助各国的民主运动。而中国的“民运人士”一事无成,反而被中共渗透和利用,可见是一群纯粹的废物。
  • 中国人现在亟需要做的是
    • 放弃坐等中共改良的乡愿
    • 整合现有的体制外力量,将上访请愿等不合作运动集中到一个统一的行动纲领上来
    • 用实际行动来破坏“稳定”的假象,消耗共党的财力和人力


《顏色革命背後》(七之一)



《顏色革命背後》(七之二)

《顏色革命背後》(七之三)

《顏色革命背後》(七之四)

《顏色革命背後》(七之五)

《顏色革命背後》(七之六)

《顏色革命背後》(七之七)

公民抵抗初探 Civil Resistance: A First Look

公民抵抗初探 Civil Resistance: A First Look (Manda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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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抵抗初探



 1.牛津大学国际关系荣誉教授亚当·罗伯茨:公民抗命跟其他形式­的势力有广泛连接。有时包括武力、暴力及必要的威胁。虽然成功的­公民抗命运动会被仔细研究,有时被后继的运动效仿,但基本没有特­定模式。

  2.1989年中国天安门民运或2007年缅甸佛教僧侣大规模示­威,抗议食品及燃料加价,都遭到了强力镇压并最终失败。

  3.东欧国家颜色革命的成功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戈尔巴乔夫,他因为­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拒绝使用苏联军去队武力镇压东欧国家的示威­者,令1989年壮观的变天成为可能。

  4.甘地的教诲与他的非暴力哲学和谋求印度独立的不合作运动,为­印度人的身份认同和自豪感增加了新元素。正是这些政治上的和精神­上的发展,而非公民抗命,最终使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崩塌。悲剧的是­,他的运动无法阻止印度教和穆斯林宗教间的恐怖暴力,独立后的印­度几乎立刻就分裂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也导致了甘地被暗杀­。

  5.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成功,令这个两个国家成为随后斗争的模­范,为公民抗命的手法提供了新的思维工具。但这两个国家更早些时­候的尝试,即使不说是悲剧,也都以失败告终。1968年戏剧性的­“布拉格之春”,一个精心策划、波及广泛的非暴力群众运动,由亚­历山大·杜布切克领导,在捷克国内政治改革的过程中要求“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苏联当局拒绝谈判,于1968年8月20日­与其他四个华沙条约成员国武装入侵捷克。杜布切克和他的改革追随­者遭逮捕,被带到莫斯科进行“谈判”。布拉格之春在后勤上做得很­巧妙,但却是一次带来更专制统治的政治失败。

  6.团结工会是一个严格的非暴力联盟,由工人、知识份子及罗马天­主教会组成,大约有 1000万会员。它最初的目的是扩大公民自由和人权,并限制苏共­对社会的支配。是瓦文萨领导下的一种“崇高的自我约束”。它成功­阻止了任何方式的、可能诞生下一个暴政的群众起义。尽管如此,1­980年,该运动还是被波兰当局和莫斯科视为对共产主义制度的明­确威胁。1981年12月,在苏共的强大压力下,当时的波兰总理­雅鲁泽尔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下达戒严令,团结工会被镇压。瓦文萨被捕­,一万多名反对派成员遭监禁。

 7.1950年代,抵抗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Th­e 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信奉公民不合作思想,但直到45年之后,非国­大发动叛乱才最终打垮白人长期盘据的政府系统。1961年,南非­白人政府加强镇压,非暴力抗争似乎变得无关重要。曼德拉和其他领­导人因此同意支持非国大的一个武装派系“民族之矛”从事暴力破坏­活动。至1963年底,大多数民族之矛的领袖,包括曼德拉都被关­进监狱,非国大流亡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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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26日 星期三

『同城策』公民同城圈發展的思考



『同城策』公民同城圈發展的思考:

民主发展到现在,如何扩大更多人数之二三思

按語:推薦瀟湘年輕一輩俊才的這篇文章,非常值得同城同仁以及有志於了解和中國社會的網友仔細閱讀與思考。
成斌麟

發展與思考
作者 劉俊君
民主是一件很龐大的事情,也絕對不是一件一觸而就的事情,這需要很多年的時間的積累,很多力量的積累。和政府對抗終究是實力的對抗。沒有革命的力量便也就不存在改革的力量,革命是改革是否能成功的賭本。你對他沒傷害,你卻和他說,我要分你的財產,可能嗎?絕無可能,所以並不要抱有幼稚的認為可以促成他改革的可能。對於這點,我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如何蓄積力量便是一件很重要事情。


我以前寫過一篇文章, 《民主大戰略之必勝戰略》。基本就是個打持久戰的意思。而且我現在也這麼認為,中國民主的成功,絕對不是一天兩天的可能,必定是長達5年,10年甚至20年的博弈。這個中間會死人,包括我。同城一直有人在做,前期是李一平提出的小圈子,後來各地都有發展,而我是根據我在邵陽結交朋友的門路卻發現了同城,並總結出一套模式。各地的朋友都有潤色,結果就出現了各地的同城。可以講,我是對同城有非常系統的認識的。當然也有很多的朋友的另外另辟蹊徑的策略,讓我大吃一驚,暗想還有更厲害的人。因為我對同城有系統的文章整理,總共四篇。所以也存在對同城的缺陷的了解。同城的作用也就決定了同城的影響,同時也就決定了同城的缺陷。


同城有什麼缺陷呢?同城的最大的缺陷也就是同城的範圍決定了同城一定是小圈子活動,這倒在某方面也印證了李一平先生的小圈子活動。可是這種類似地下黨的方式,始終是力量很弱的,夠不成大的力量。而且今天中國的土壤,總的來講,也還構不成大的力量的土壤。而且同城有個最大的缺陷,這個因地域之不同,分兩塊。南方和北方。南方只能限於廣東和福建等沿海城市,這些地方很早便開放,所以受外部文化影響,更開放,內地更保守,越往北方越保守。我接觸過一個東北人,可以講這種北方人的性格非常適合專制政府的存在,因為不喜歡反抗,就是缺乏獨立性,在一定的權威面前選擇了順從。南方和北方的不同就構成了兩種同城。南方,因為開放的氛圍,所以更容易互相之間聯動。北方,保守的地方卻不會存在這種情況。北方的同城就一定需要有人牽頭,這給了牽頭的人巨大的麻煩,沒人牽頭,眾人不動。有人牽頭,才會動。那這樣,整個同城的壓力都壓在了這個牽頭的人身上。受於壓力,牽頭的人很容易放棄,即便憑著勇氣堅持,也容易被控制,一旦控制,則整個同城活動必然癱瘓。因為我曾是長沙同城活動的牽頭人之一,所以對於這種活動已經非常清楚的認識
前段時間,我和彭聊天,說到同城有的弊端。其中有一個,我是犯了這個錯誤,當然很多有遠見的朋友並沒有犯這個錯誤,不過卻還有很多的朋友犯這個錯誤,我把這個問題說出來,只是希望犯這個錯誤的朋友能避免。就是我在牽頭同城活動的時候,曾經一段時間以我為主。這很被動,朱元璋是累死的,如果所有人以我為主線的話,那我的影響力是很有限的,就是說我一年365天,一天影響1個,一年也就365個,這對於13億中國人而言,是很微弱的。這可能因為我太過自我。後來我就在思考,什麼可以影響所有人呢?我想到了。理念和精神。思考理念和精神又用了我很長的時間。因為精神不是思考得來的,而是感覺和感受。民主的理念和精神是什麼?老毛絕不可能認識底下的每一個士兵,老蔣也是如此。也就是說這些士兵圍繞在這個人身邊絕不是圍繞在這個人身邊,而是圍繞在一個精神下。老蔣的是三民主義,老毛的是共產主義。所以凝聚人的便是理念,便也就是精神。大家不是為了某個人在網上在傳播著一些事情,而是圍繞著正義和公平的理念和精神在忙活。


正義和公平,中國人自古以來就明白是什麼。可是民主和法制就不那麼能理解。我對於民主的理解是寬容和尊重,而不涉於彼此所討論的話題。對於法制的理解就是一種規則,這種規則是大家共同制定和共同遵守的,無人可以踐踏。所以問題是如何把這個理念和精神讓別人能夠理解和接受,讓大家共同凝聚在這個理念和精神之下,這樣才可擴大人群,而不是只是涉於這現在的每個城市同城的少數人。在這個過程中切記以我為主,這就喪失了他的範圍性了,當然在別的情況下例外,比如眾人皆醉我獨醒的情況下。精神的傳播也是一條沒有捷徑的路可走。中國前期是沒有民族主義的,只有宗族主義和家族主義。民族主義是孫中山提出來的,後來就有了民族主義。而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是孔子提出來的,之後才有了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可見很多理念和精神都是從無到有的,民主和法制的精神,理念也是一條這樣的路,沒有捷徑可以走。而且精神和理念是無形的,這避免了有形的組織遭到的打擊。但正因為無形,所以傳播的範圍更寬廣,既在不遭到打擊下傳播,之後必然會在未來為有形的組織打下基礎。
對於中國未來的路,我認為一定是精英式的政治。無論哪個國家,還是哪個社會,有思想的人都是少數的。因為更多的人是沒有進取心的,茫茫然然是幾乎95%的人的心態,這是每個國家和社會的現實狀態。那麼去像共政府一樣的去發動底層人民便是錯誤的路線。共政府為何能發動底層人民正是因為底層人民的短視,利益。95%的人也許都沒什麼思想,但是都懂生存,便也就懂利益。用利益去誘惑他們,使他們站在共政府的陣營,是共政府共產主義力量的源泉,這是必然成功的。因為人多力量大。但是民主完全不一樣,民主是一種理念,一種精神,而不是一種利益,是一個社會發展到一定高度,精神需要的一種必然需求,是人的進步。所以也是思想的進步,這也就決定了民主必然和共產主義完全不同,不可能發動底層的民眾的。也就是說底層的民眾並不是我們的主力軍。我們的力量確實是來自於人民,但是並非全部取決於人民,至少說不能像共政府那樣的取決於人民。 也因為民主的進步性,所以民主必然是精英團隊的推動。而且也只有有思想的人才能帶領這個國家進步。


說完精英團隊之後,我說下圈子的問題。圈子分兩種,一種是網絡圈子,一種是現實圈子。先說網絡圈子吧,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網上聊天的人都是那些人,沒什麼新的面孔。只是換了個不同的群而已,結果還是他們。這有什麼意義呢?還不如把大家干脆放到一個群裡來算了。只是說方便這個群被干掉了,那個群接著聊罷了。現實圈子也是這種情況。同城的飯醉活動,吃來吃去還是那些人。如果圈子不擴大,就決定了我們始終都是弱勢的,始終都是不能改變什麼的。那麼為什麼不去影響新的朋友,新的人呢?因為本身還有很多的人在等著你去找他,可是你卻固步自封了。為什麼會這樣呢?我認為是兩個,一個是惰性,一個是沒有自信。先說惰性吧,人都是惰性的,沒有壓力就沒有動力,或者說沒這種意識。


可要明白,如果都是這群人,全國充其量不過十數萬人而已,而且分布全國,相對於13億國人而言,微乎其微。天生惰性的人是沒法改變的。但是沒有意識到的人看到這文章之後就要改變自己的觀念,去影響更多的不認識的人。再說沒自信吧!我以前也不是很有自信,因為像我這種思想的人,在社會上還是比較另類的,這導致我不太能合群,久了,就產生了自卑。這使我更不願意向別人敞開自己了,便也就更在這個圈子內打滾,而沒有向外面擴展了。當然,人和人的交往是靠是否有共同興趣和愛好或者觀念的,這導致互相之間更容易產生交往。我前面也是這麼想的,後來我認為這種想法很表面。人和人之間都是有感覺和感情以及信任的動物。能使人互相之間依賴的是感情和信任。觀點相同只是說更容易產生互相之間的了解,從而產生信任,也就導致了感情和依賴。所以是否有共同興趣和觀點只是互相信任的敲門磚而已。如果越過這一層,直接感情和信任交往,可不可以。可以。這需要你有強大的自信,不設防自己,直接把自己敞開。因為你的真心,便也就和對方產生了感情的共鳴。

我以前看過一部動漫,叫《青之驅魔師》,裡面有個女主角,杜山詩惠美,從小被惡魔束縛在了花園之中,只和奶奶,媽媽交流過之外就只好花草交流。但是她很渴望友情。她和奧村磷認識之後,就很渴望和別的女性成為朋友。但是她非常笨拙,和別人的很多觀點和觀念都不合,怎麼交往。真心。她通過自己的真心,願意為朋友赴湯蹈火的真心贏得了所有人的喜好,別人也包容了她的單純並願意在她危險的時候為她赴湯蹈火。這給了我很大的震撼和啟示。因為我也有個朋友,也是圈內的,因為思想和大家一致,但和外界的人不一樣,處處被抵觸,因為人家不認同他。他很苦惱,他感到了孤獨。所以常常喝酒。我當時也無法,因為我也遇到了這個問題。但是我看過這部動漫之後,突然感覺到,不對啊。我是可以讓別人接受我的,即便對方不接受我的觀點,但我不強迫他,因為我強迫他,我就不民主了。但是這並不妨礙我和對方的交往。


於是我開始用真心和所有人交往,仍然宣揚我的道理,大部分人還是不怎麼接受,但是所有人接受了我,不是因為接受了我的觀點,而是因為接受了我,因為我認真對每一個人。哪怕是我花錢吃飯,人家為我做飯時我都很真誠的謝謝他。對方感受到了,也很接受。這便是不接受我的觀點,但接受了我。惰性的人不向外界擴展,沒有自信的人也不向外界擴展。我在這裡只是告訴大家一個道理。如果存著民主的理念,就向外界大步擴展,展現你自信的一面,這也是戰勝自我的關鍵。如果做不到,我跟你講個道理,你父母接受你吧,即便他們不接受你的觀點,但一定會接受你,不光只是血緣,更重要的是感情上接受你。所以你與外界的交集不一定要靠觀點是否一致。

在圈子小的問題上,沒有別的路可以走,就只有一條,向外界擴展。而且你還有一個巨大的後院在支持著,這個後援給予你源源不斷的力量。就是網絡。網絡的迅速傳播性和復制性,超過了政府的控制力度,這給了人們傳播的陣地,同時也避免了遭到打擊的可能性。而且參與的人實在是太多了。 網絡是時代進步的產物,是不可能被消滅的,所以民主也就擁有了一個巨大的後院。


在外界擴大圈子的方面,我有幾點心得。一,是在網絡上,多加別的圈子,什麼老鄉群,行業群,同學群,同事群,粉絲群,或者某些學術群,只要是群都加,只要是可以聯絡人的工具,都用,用一切的方式去發圖片,發文字,發新聞,使更多人知道真相,這我相信並不難,而且很多人在做。也許很多人不會回應你,但是他心裡會有數的。還有就是把認識的不知道是否關心社會和政治的人都拉到你的群裡去。二,是自己的現實圈子。我能影響我身邊200人左右,我都不遺余力的影響,他們有些人不會接受我的觀點,但是會接受我,當然接受了我,也就容易接受我的觀點。因為中國95%的人都是沒有那麼高的思想和覺悟的,他只在他的理解範圍內理解他的事情。


那就講常識,比如貪污腐敗,房價物價,工資收入,買房娶妻,食品安全這等等等等的他們可以理解的。當說到這裡時,就可以對比,對比是只要是人都能理解的,和美國對比,和台灣對比。對比他們的長處和我們的短處,這很容易使他們立判高下。當然更復雜的,能懂的並不多,達到這個效果就很好了。當你影響200人時,如果有一人受影響了,再去影響200人,就非常可觀。因為這種復數效果是非常強的,而且還是建立在網絡這個巨大的平台上。以前我以為我是少數另類的人。後來我嘗試把我的觀點在陌生人中拋出來的時候,我發現原來很多陌生人和我的觀點相近,當然也有白痴和腦殘,我指的腦殘是指洗腦干淨的人,我指的白痴不是說不想問題的人,而是1+1=幾的人都不知道的。但多數人還是跟我有共鳴,這給了我很大信心。不信大家可以試下。

在這裡我只是提出些我自己思考的結果。當然,中國人才濟濟,更多優秀的人,希望你們貢獻出你們的智慧,從中來挖掘。我叫劉俊君,字坤威,湖南邵陽人。之所以說出我的名字,是因為我告訴大家,很多事必須要有勇氣和擔當面對。